警惕抽绳童装暗藏致命隐患

荀子论证涂之人可以为禹，是因为人本来是智的。

既然格物致知如此重要，那么，什么是格物致知呢？虽然《大学》反复提及格物致知，但并未对其含义作进一步的解释，中国的一些儒学大家们见仁见智，对其做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些解释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果导致人们莫衷一是，一直无法确定格物致知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什么。通过以上探讨可以看出，格物致知并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可是这个并不复杂的问题为什么会成为儒学的一个难解之谜呢？为什么会成为儒学的一个千年疑案呢？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一些儒学大家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曲解了格物致知的含义，结果把一个原本很清楚的问题搞糊涂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格呢？《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的解释是：其一，格有到和来的意思，例如《尚书·汤誓》就说：格，尔众庶。格物致知原本是中国古代哲人对人类认识方式的一种描述或概括，并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那么，它为什么会成为儒学中的一个难解之谜呢？为什么会成为儒学的一个千年疑案呢？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格字的解释，若能把格字解释清楚，那么，格物致知的含义就有可能迎刃而解。不接触、不认识外部事物，如何能够获得关于外部事物的知识呢？所以司马光的解释完全是一种曲解。然而非常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先哲们对问题的处理多是大而化之、浅尝辄止，所以中国的认识理论一直未能诞生，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中国哲学从来就没有走进认识论。[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9页。

能扞御外物，然后能知至道矣。如果不能正心，就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格物致知十分重要。基于这一自觉意识，笔者试图站在充分肯定新文化运动积极意义的规范性立场上，集中回应文化保守主义者们经常提出的一种批评：由于新文化运动激进地否定了古代文化，结果就导致了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两千年优秀道德传统的撕裂中断，最终诱发了近百年来尤其是文革以来的种种道德滑坡乃至道德沦丧现象，具有严重的负面效应。

毋宁说，恰恰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倡导的自由平等、尊重人权原则尚未真正落脚到社会制度的现实之中的缘故，才让传统儒家伦理的积淀沉渣在20世纪的中叶重新泛起，导致了告密文化的特色现象能够借助文革的十年动乱再次泛滥。所以，只要深入分析上面给出的史实记载和文本证据，我们就很容易看出绵延至今的告密文化的思想基因究竟在哪里了，这便是传统儒家从周公开始起就顽固坚持的以忠君作为至上目的的大义灭亲原则。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更有反讽意味的是，在新文化运动结束三十年之后，另一位更著名的儒者不但继承了上述儒者的理念，猛烈抨击了传统儒家的种种弊端，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发扬了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传统，比上述儒者更激进地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了早年的孔子，这就是现代新儒学的头号代表人物熊十力。

（《礼记·曲礼下》）有必要补充的一点仅仅是，这段文本同时还清晰地体现了传统儒家礼教所恪守的差等原则，因为就连在女性配偶的数目和名称上，级别不同的天子与公侯之间也存在森严有序、不容逾越的等级差异，以致任何在特权待遇上的僭越，都会被视为孰不可忍的坏了规矩。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一针见血地把不讲公德的活水源头追溯到了孔圣孟贤的元典文本那里。

同时，毋庸讳言，在道德领域内，它所批判的旧文化主要就是传统儒家强调忠君孝父的伦理观念，认为后者是所谓的吃人礼教，将个体的自由、尊严、权益乃至生命禁锢在了君臣父子的等级规范之中。然而，深入分析会发现，无论是文革期间的告密文化，还是改革开放中的官员腐败，这些道德上的邪恶现象几乎没有什么内容可以归咎于新文化运动本身，反倒大都能追溯到它在一个世纪前就曾精准地展开批判的传统儒家伦理的某些深层文化基因那里不用细说，新文化运动确实倡导个体利益、自由权利、个性解放。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新文化运动就是完美无缺的了。

事实上，有史以来记载的第一个大义灭亲的著名人物，正是被儒家奉为道统中的千古圣王，乃至被认为与孔子一起创立了周孔礼教的周公姬旦：他在发现了管蔡二人想要推翻成王的谋反动向之后，立刻就为了忠君大义率军亲征，毫不留情地灭掉了自己的这两位亲兄弟，甚至还直接灭掉了其中一位的生存权。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谭嗣同也紧步康有为的后尘，宣布在传统儒家肯定的人之五伦中，父子、君臣、夫妇、长幼这四伦都位居可废之列（《仁学》卷三十五）。三画者，天、地与人也。

换言之，在这个案例中，作为儒家圣王的周公甚至没有满足于仅仅通过言论告发检举自己兄弟违反忠君大义的叛逆行为，而是干脆将兄弟反目、六亲不认的理念付诸实施，并且达到了亲自带兵征讨诛杀自家亲人的极端地步，因而可以说构成了把大义灭亲的儒家原则落到了实处的完美典范。（《仁学》卷八） 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激进的言论实际上也是以大逆不道的方式，斥责了以传统儒家礼教为代表的旧文化会导致贪诡、欺诈、盗窃、作奸、杀夺、放逐……诛戮等邪恶的现象。

惟天下最大多数庶民，皆供上层之奴役，受上层之剥削，无以为家，无以养亲育子。同时，一旦这样确立了君为臣纲高于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神圣权威，董仲舒当然就能凭借孔子有关乱臣贼子必诛绝的严苛信念，进一步倡导屈民而伸君的春秋之大义了（《春秋繁露·玉杯》），而要求人们凭借这种春秋之大义检举告发亲人好友的奸说乃至奸心，哪怕亲情破裂也在所不惜，自然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更重要的是，倘若进一步分析，这几位儒家大师以及新文化运动提出的上述笼统抽象地否定家庭人伦的理论主张，不管包含着怎样的片面之处，也不可能导致文革期间那些破坏人伦亲情的邪恶现象。[①] 然而，深入考察会发现，即便在否定家庭人伦的理论观念上，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也根本不是原创性的始作俑者。各得自由者，如甲得自由，必不侵犯乙和丙等之自由。[⑦] 参见刘清平：《忠孝与仁义——儒家伦理批判》，第285-312页。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如果说我们要苛求新文化运动对于一百年来的道德滑坡现象承担什么责任的话，那么也就仅仅限于这一点了。

[②] 荀子的得意门生、法家大师韩非子，便明确指出了孔子由于主张孝高于忠而无法被统治者所用的内在原因：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儒家大师熊十力在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下，对于小康礼教负面弊端做出的一系列深刻的自我批判就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了。

有鉴于此，不管我们今天对于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所持的立场是文化保守主义还是文化激进主义，其实都有必要深入反思一个关键的问题：你要保守维护或激进批判的究竟是传统儒家伦理的哪个方面，是它倡导的小康礼教呢，还是它倡导的大同之道？不搞清楚这个关键的问题，无论是赞同文化激进主义还是赞同文化保守主义，我们可能都既对不住儒家伦理，也对不住新文化运动，更对不住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基于这一自觉意识，笔者试图站在充分肯定新文化运动积极意义的规范性立场上，集中回应文化保守主义者们经常提出的一种批评：由于新文化运动激进地否定了古代文化，结果就导致了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两千年优秀道德传统的撕裂中断，最终诱发了近百年来尤其是文革以来的种种道德滑坡乃至道德沦丧现象，具有严重的负面效应。

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同时，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熊十力也从来没有把有关的道德滑坡现象归咎于新文化运动，相反倒是将其还原到传统儒家孝治论的宗法思想狭隘一团那里，精辟地指出：帝制告终，而小康派所遗传之自私自利、缺乏正义感、缺乏独辟独创的识力、固陋、卑狭、偷惰、委靡，乃至一切恶习，延及于今，恐犹未易除其根也。

注释： [①] 参见郭齐勇：《儒家伦理争鸣集》，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能够更有说服力地表明这一点的是，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就有一批虽然为数不多、却是如假包换的儒家学者，也以类似的口吻揭露了传统儒家礼教在这方面的严重负面效应。那么，在澄清它到底是不是激进地中断了传统的时候，我们就有必要先弄明白一个问题：新文化运动针对传统儒家伦理的这种批判是有理有据、切中要害的呢，还是像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上的某些儒者指责的那样属于无中生有、栽赃陷害？更准确地说，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现实生活中，传统儒家伦理是不是确实具有将个体的自由、尊严、权益乃至生命禁锢在君臣父子的礼教等级规范之中的吃人效应啊？ 笔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理由很简单：首先，从实然性的视角看，古代文献中就有大量关于寡妇因为坚持守节病饿至死、宗族将有伤风化或不听父母之命的女性沉笼处死、父母溺婴特别是女婴等事件的史实记载，在许多情况下还会因为这类现象符合了传统儒家的礼教规范而给予肯定褒扬。乙和丙等各得自由，必不侵犯甲之自由，是为各得（《乾坤衍·辨伪》）。

有鉴于此，硬将父子告密、兄弟检举、夫妻反目、朋友决裂等文革现象归咎于新文化运动针对传统儒家伦理展开的严厉批判，明显属于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则其各亲亲各子子，皆优厚至极矣。

稍微了解一下历史事实就会发现，这些大义灭亲的邪恶现象，与其说是为了维护自由平等人权的普世正义，不如说是为了维护不正当的君臣大义，才不惜残忍地灭掉本身正当的人伦亲情，因为当时亲人之间相互告密的那些事件，根本就不是像攘羊、杀人这类坑人害人、侵犯人权的不义举动，而往往只是一些有意无意地损害了慈父般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但就其本身来说却是完全正当的言论行为。这种批评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就开始产生了，上个世纪90年代在海内外汉学界再度流行，近年来又借着国学复兴的势头在中国大陆学界风起云涌，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已经提出了在我看来是相当有说服力的理论反驳。

孟子、荀卿同是坚守小康之壁垒，与大道学说之主旨根本无可相容。中国人以族姓之固结，故同姓则亲之，异姓则疏之。

那么，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理由宣称，正是由于新文化运动批判了传统儒家伦理全力维护的官德理念，才从思想上诱发了这些官员的道德沦丧现象呢？借用一句流行的俗语说：恐怕连童话也不敢这样写吧。更有反讽意味的是，在新文化运动结束三十年之后，另一位更著名的儒者不但继承了上述儒者的理念，猛烈抨击了传统儒家的种种弊端，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发扬了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传统，比上述儒者更激进地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了早年的孔子，这就是现代新儒学的头号代表人物熊十力。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在这些论述里，戴震的批判矛头便明白指向了积极宣扬儒家礼教规范、甚至主张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卷二十二）的程朱理学，认为他们以理杀人比酷吏以法杀人还要残忍，以致造成了方苞指出过的那种明显恶果：尝考正史及天下郡县志，妇人守节死义者，周秦前可指计，自汉及唐亦寥寥焉，北宋以降则悉数之不可更仆矣。因此，从某种反讽性的意义上说，被认为撕裂了儒家伦理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在批判吃人礼教的维度上，其实恰恰直接延续了这几位大师级儒者所代表的那个儒家伦理传统。

所以毫不奇怪，后世不少儒者都将周公当成了光辉的榜样，纷纷从理论的角度论证了大义灭亲原则的正当合理。可是，君权专制的本性却从根本上决定了吏治腐败的必然性和严重性，而传统儒家道德的血亲情理精神恰恰又在这方面发挥着为虎作伥的证成效应，以致那些偶尔一见的官德模范，反倒从某个角度折射出了儒家伦理的虚假伪善。

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一针见血地把不讲公德的活水源头追溯到了孔圣孟贤的元典文本那里。所以，将当前贪腐官员的道德沦丧归因于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个体利益、自由权利、个性解放，可以说是滑天下之大稽。

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在《乾坤衍·辨伪》这部衰年定论中，他断然剥去了儒家道统中那些一直受到高度推崇的道德圣王的神圣光环，明确宣布夏禹、殷汤……以天下为其一家所私有，大乱之端自此开。